阿里·巴曼·埃格巴利·扎尔切 – 高级欧亚研究专家

西方自由主义关于提供理想秩序的未竟承诺
“自由主义世界或西方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最后十年，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曾向处于其保护伞下的国家承诺一个在政治、经济、福利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梦幻而全面的时代，并实际上热衷于为摆脱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亚、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国家提供一个模式。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一系列事态使这一抱负及其所设计的路线图的落实遭遇了重大阻碍。第二次海湾战争、萨达姆·侯赛因倒台、9·11事件、阿富汗被占领、叙利亚事态以及利比亚事态，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的改革产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再次将安全要素转变为该领域民众、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严肃优先事项和主要关切之一。”

如今，担忧，特别是在绿色大陆（欧洲），已在安全领域变得极为突出。这一问题在特朗普时代呈现出更强烈的色彩，使得提供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以支付成本为条件，自然，这些条件对欧洲而言变得苛刻。绿色大陆的人民曾认为他们最幸运的方面之一是在安全领域实际上处于北约保护伞之下，但自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这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如今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欧盟内部，各国在安全讨论中正严肃面临重大且根本性的关切。

对单极秩序及国际机构有效性主张的质疑
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拥有自身生命周期并正经历其后中年期、面临诸多挑战的进程；因此，在当今的政治分析中，主流理论认为世界形势处于过渡状态，正从单极秩序向多极和多层面秩序演变。这一多极秩序仍缺乏明确定义。另一方面，尽管西方人士鼓吹中俄伊三角讨论以向这三国施压，但现实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现行状况及国际论坛（尤其是联合国）的治理条件深感不满。所有人都在寻求一个未来，其中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宪章》中基于人类社会目标所提及的诸多要素能够得到落实。

如今，国际论坛正处于其有效性最低的时期。在欧洲、拉丁美洲、西亚或非洲各地发生的事件中，这些组织未采取有效行动予以阻止，或者即便采取行动，也未带来切实成果。国际组织干预的方式在结束危机方面并不十分有效，正如在乌克兰战争、加沙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遭屠杀、拉丁美洲（特别是委内瑞拉）事态等中所见；所有这些都证实，当今国际论坛已失去其效力。

西方的领导力危机与身份认同分裂，以及特朗普在加剧不信任中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在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领域缺乏有能力和魅力的人物，正如欧洲和美国也存在着严重的管理或政治领导力危机。特朗普的上台挑战了许多治理要素和标准。同时，在涉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方面，鉴于这些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区域组织中的努力与成功，西方人士进行了远离现实的宣传。

本质上，上述过渡时期包含文化要素，特别是媒体、信仰、宗教、身份认同、社会价值观和家庭凝聚力。这些要素正切实经历这一过渡时期。新一代，鉴于其能够接触到一个极具诱惑力、同时兼具矛盾特征的虚拟空间，在媒体、信仰、民族认同等领域做出优越选择时面临困难条件。

如同人类社会的许多部分一样，相关领域存在诸多矛盾；一方面，注重利用媒体并增强该工具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观察到对要素和宗教信仰，特别是一神论宗教以及所谓民族主义和国籍问题的倾向，这在当今欧洲已有所加剧；其表现程度甚至在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显现，所有这些都证实，这些问题或社会的整体文化氛围已发生根本性和深刻的变化。

文化转型、身份认同危机及特朗普对自由主义秩序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些要素将在塑造世界所寻求的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大型跨国公司等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这些因素对塑造新的文化氛围和演进中的秩序具有影响。

特朗普是一个特殊现象，他在白宫的首个任期内就挑战了许多规范，而如今在第二个任期内，他所采取的一系列决策和行动对准则、要素和标准具有破坏性，这在美国的治理结构中（不仅在国内层面，也在地区、国际和跨大西洋层面）有切实体现。

当然，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北约框架内的地缘战略和安全讨论影响最大，因为毕竟北约作为世界最大的军事组织，如今已使其成员国面临根本性担忧。西方自由主义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于北约，但该组织如今状况并不十分理想。在乌克兰问题、欧洲安全保障以及欧洲安全防务自主性方面，北约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挑战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础和安全-政治结构，尽管尚需观察中期国会选举将带来何种变化；因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具有一个额外特征，即共和党在两院均获得多数席位，这为特朗普的非正常决策提供了空间；但中期选举，正如包括纽约在内的市政选举改变了美国有利于民主党、不利于共和党的氛围一样，可能会带来我们必须等待的变化。

美国持续的变化可能对西方自由主义命运的走向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现实情况是，如果在二十世纪，最终每十年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或危机——例如，二战后的布拉格之春、伊斯兰革命胜利、古巴导弹危机或共产主义崩溃——但自2000年以来，重要全球挑战出现的时间间隔已缩短至一年甚至一个月。世界正面临一个时间线很短的重大危机，这无疑将对世界的命运和未来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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