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阿德·塔加维 – 国际经济学专家

欧盟与印度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按人口计算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项可能在未来数月内达成最终阶段的条约，将产生超越双方边界的深远地缘政治与经济后果。

对于包括欧亚国家在内的各国而言，理解这一新兴合作的多重维度并制定适当的战略应对措施，是一项不可避免的当务之急。这项协定不仅关乎增加货物交换；它是全球经济秩序重组的明确信号，也是基于战略信任的选择性联盟正在形成的标志。

一个正在形成的新巨人的经济维度

这项全面协定将整合一个包含近20亿消费者、拥有巨大总GDP的市场。首要目标是显著提升双边贸易流量（目前年贸易额已超过1200亿欧元）。计划对广泛领域的关税进行大幅、渐进式削减。

欧盟的目标是使其汽车工业出口、化工产品和专业服务能更好地进入印度潜力巨大的市场。作为回报，印度为其农产品、纺织品、服装和信息技术服务向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市场之一获得更便利的出口机会。这种互补性交流可能加速双方的经济增长。

在绿色技术、数字经济及韧性供应链领域的战略合作，是该条约至关重要且具有现代性的部分。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和清洁技术方面的联合投资将成为此合作的核心。

技术知识的转移以及欧洲对印度工业和技术部门直接投资的增加，也是其他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全面维度使该协定超越传统贸易条约，转变为一纸长期经济融合的文件。

地缘政治动机：西方对战略依赖的回应

不能将此协定仅仅视为一项经济交易。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该条约已成为减少依赖并在印太地区建立平衡的关键工具。欧盟在经历了COVID-19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的冲击后，已深刻认识到供应链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风险。这种”战略依赖”引发了深切担忧，尤其是在半导体、关键矿物和重要药品等关键领域。

印度以其年轻人口、熟练劳动力、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接近西方的政治体系，被视为转移部分供应链的有吸引力的选择。在高度敏感领域的合作，例如芯片设计与生产，以及能源和数字转型所需的稀土矿物开采与加工，构成了该协定的地缘战略核心。

通过此举，欧洲有效地将印度确立为雄心勃勃的”全球门户”计划（旨在投资于全球范围内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设施）中的可信赖伙伴。这一行动将印度编织进西方技术合作的网络中，并阻止新德里与北京之间技术关系的深化。

双重后果：从边缘化到创造机遇

这一强大经济轴心的形成，可能对不同亚洲国家产生复杂且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可以设想一系列间接的挑战和威胁。通过其他海运路线或替代性陆路走廊（例如不经过伊朗领土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加强欧盟与印度之间的直接贸易通道，可能会逐渐削弱伊朗的吸引力和潜在的过境作用。这种贸易流量的转移可能削弱伊朗的收入机会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此外，将相当大一部分欧洲投资和经济关注度引向印度广阔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可能会自然减少包括西亚在内的其他目的地在欧洲对外投资组合中的份额。这种”转移效应”在长期来看是可以感知的。另外，如果印度在该地区某些相似行业（如石化或钢铁）中作为竞争对手的生产中心得到加强，传统出口市场的竞争将加剧。

另一方面，完全忽视这一发展带来的潜在机遇也非明智之举。例如，伊朗可以通过明智和积极的经济外交，寻求与这些新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建立联系。例如，向印度出口特定矿物或中等附加值的石化产品，这些产品最终将用于出口至欧洲的制成品中，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

在绿色能源、农业技术或健康旅游等领域发展”三角合作”，也值得探讨。利用这些机遇的关键，在于识别伊朗相对于印度经济的互补性比较优势，并提出具体的方案。

与战略自主模式的根本区别

一些分析人士可能将此协定解读为西方对”战略自主”等概念的回应；然而，更深入的分析揭示了该条约的根本区别。欧洲与印度的战略，本质上是一个一体化和构建连接性的项目。其目标并非与世界脱钩，而是在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框架内，创建新的、安全的且可控的相互依赖关系。此模式寻求伙伴的多样化并降低风险集中度，而非切断依赖。

这项条约可能标志着欧洲回归一种有选择的、基于联盟的多边主义。在这种新模式中，各国基于政治和安全共性，组建更灵活的经济集团。在此框架下，战略考量与地缘政治风险的降低，往往优先于纯粹的经济利益。

这一现象，与其说是回归孤立主义政策的迹象，不如说表明了全球化概念的根本转变：它正被重新定义，其基础不再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而是战略信任与安全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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