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什坎·哈基安——军备控制专家

随着《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到期，世界进入了一个空间，其中对两大强国战略武库具有约束力的法律限制已经瓦解，模糊性取代了相互透明。然而，正是这个真空，而非仅仅是军备竞赛的前奏，可能成为在多极秩序中重塑游戏规则的竞技场。

核心问题在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最后一项核军控条约的终结，是否必然导致不可控的不稳定，还是可能为转型体系内的新行为体，甚至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一个战术性机遇。

本文的分析假设是，经典军控体系的崩溃，在增加短期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讨价还价空间，在此空间中，更灵活、多边和以区域为中心的框架可能取代以往的两极架构。

法律真空与无限竞争逻辑的回归

兰德公司发布的分析警告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终结将通过取消核查机制、数据交换和战略弹头上限，使世界”更不安全”，从而增加战略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双方都可能诉诸发展额外能力以填补信息真空，而最坏情况逻辑可能凌驾于算计之上。

然而，维也纳裁军与不扩散中心强调，即使在到期前，由于核查暂停，该条约实际上已失去全部功能，结束的更多是象征性框架而非运作性机制。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早已进入”后军控”状态，条约到期只是将现有现实正式化。

在美国保守派倾向的圈子里，包括胡佛研究所发表的分析，提出了一种论点：在与俄罗斯和中国激烈战略竞争的环境下，单边限制降低了美国威慑的灵活性，而摆脱旧有约束可能创造更大的回旋余地。这种观点将条约终结视为一种威胁，而是看作回归大国间无限竞争的逻辑。

然而，正是这种回归无限竞争也带来了一个矛盾的后果：增加无协议的成本。当数量上限和透明机制消失时，防止误解和遏制危机意外升级的动机会增强，而这一事实本身可以成为新谈判的刺激因素。

欧洲与军控议程的多极化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分析强调，欧洲将比任何其他行为体更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终结的影响，因为它是美俄核竞争的主要地理舞台。缺乏数量限制可能导致战略和中程系统在欧洲周边重新部署，使威慑计算复杂化。

然而，正是这种担忧可能使欧洲成为军控中更积极的行为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建议，即使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短期内无法达成全面双边协议，欧洲也应寻求关于透明度、建立信任和区域限制的”逐步”倡议。这种方法表明军控议程正远离双边格式，转向多层面、多行为体的竞技场。

“负责任的国家治国之道”和昆西研究所也强调，《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的空间，可能不会复制冷战模式，而是朝着包括中国及未来其他核大国的框架发展。尽管北京迄今未表现出加入类似限制性制度的倾向，但美俄之间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规则，增加了进入多边对话的政治压力。

无核行为体的战术机遇

经典军控体系的崩溃不仅对无核武器国家构成威胁，也可能为其创造机遇。在以往的两极秩序中，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人制定的规则，但在新兴的多极体系中，它们在塑造规范和区域倡议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可能性变得存在。

兰德公司和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分析指出，在缺乏有约束力协议的情况下，”自愿透明”、”政治宣言”和”特定议题限制”等举措，可作为遏制竞争的临时工具。这些工具不一定等同于经典条约，但可以创建降低风险的框架。无核国家可以在多边论坛中强调此类机制的必要性，并利用其地位进行斡旋或主办对话。

在此框架内，危机转化为战术机遇。当大国因激烈竞争不愿签署全面条约时，有限的、区域的或专题性的协议可能成为替代品。例如，专注于防止在敏感地区部署特定系统，或建立紧急沟通线路和危机管理机制，可能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

对于像伊朗这样受到不扩散机制演变、双重标准和制裁压力的国家，这种情况有两个同时发生的后果。一方面，军控规范的侵蚀可能使双重标准更加明显，并加强批判旧秩序的空间。另一方面，大国间核竞争的加剧也可能提高对区域核计划的敏感性。在这种情况下，巧妙利用多边主义话语并积极参与建立信任倡议，可以增强外交地位。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终结不仅仅是法律体制崩溃的一个点，而是标志着从两极军控架构向更流动、更多极秩序的过渡。这种过渡无疑增加了模糊性和风险，加剧了军备竞赛的危险。但它也提高了大国无序的成本，并迫使其寻求新形式。

这场危机中的战术机遇在于，更多样化的行为体进入舞台，更灵活的协议形式得以形成，军控走出两大国的垄断。在这样的视角下，核安全的未来将不是通过回归过去来塑造，而是通过设计符合二十一世纪多极现实的机制来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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