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萨姆·穆罕默迪——地区事务专家

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为推进所谓的”特朗普加沙计划第二阶段”而进行的幕后努力表明，这片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带的重建并非被视为一项人权，而是被用作设计加沙未来安全与政治秩序的杠杆。该计划的核心轴心是将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完全解除武装，作为任何重建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的先决条件。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引发了根本性问题：能否将一个被摧毁领土的重建，与解除一个自视为抵抗占领框架内的力量的武装相挂钩？这样的条件是否意味着占领从公开的军事形式转移为一种制度化和基于安全的模式？

特朗普计划；仅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上述计划以一份包含20条条款的方案呈现，强调由名为”加沙管理全国委员会”的实体垄断军事力量。根据该计划，所有武装团体，包括内部安全部队和地方警察，要么必须解散，要么在经过严格审查后，在该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整合。此种模式的实际结果是，消除了任何在美国和以色列批准的结构之外的独立力量；而这个结构的性质、组成及自治程度仍不明确。

第一步设想完全摧毁隧道、武器库和武器制造工坊，随后在提升地方警察能力的同时，逐步上缴轻武器。根据该计划，加沙的重建取决于这一过程的完全履行，而以军撤出则不被定义为法律义务，而是进程结束时的有条件让步。实际上，这种逻辑将重建从人道主义和法律义务转变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法律挑战

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角度看，这种做法面临严重挑战。根据《日内瓦公约》，占领国负责在被占领土上为平民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它不能将这一责任与履行特定政治或安全条件挂钩。以抵抗组织的解除武装作为重建的条件，实际上是将占领的成本转嫁给平民，并利用人道主义需求作为筹码；这种行为违背了人道主义法的精神和文本。

在此框架内，哈马斯的立场基于在占领持续的情况下拒绝解除武装。该运动领导人多次强调，他们认为抵抗的武器不是讨价还价的工具，而是巴勒斯坦民族固有自卫权及实现自决权的一部分。这一论点，尽管从主要聚焦于国家的古典国际法视角看存在争议，但在关于被占领土和解放运动的当代法律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

解除哈马斯武装；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战略目标

相比之下，以色列政权已将解除武装不仅定义为一项安全措施，而且定义为消除加沙抵抗结构的战略目标。该政权官员的声明表明，预期的解除武装不仅包括收缴重型武器，也包括轻武器和私人武器。这种做法实际上消除了未来任何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以色列。

战略后果

在战略层面，该计划的后果超越了加沙。在加沙强加解除抵抗武装可能成为处理地区其他抵抗议题的模式，并影响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的方程式，甚至影响西亚的安全秩序。另一方面，在没有地区和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实施此类计划，有可能加剧不稳定并重现暴力。

未来的情景多种多样。在一种情景下，经济和人道主义压力可能促使部分抵抗结构接受一项最低限度的协议，但这样的协议缺乏社会合法性，将是脆弱的。在另一种情景下，政治僵局持续，加沙重建被推迟；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暴力重新爆发。第三种情景，可能性较小但更具战略性，是形成一个具有国际保障的全面政治框架，其中抵抗武装问题并非单方面解决，而是在结束占领和建立相互安全机制的背景下解决。

归根结底，核心问题是：解除哈马斯武装是否会导致和平与稳定，还是仅仅将占领从直接的军事形式重现为一种制度化和基于安全的模式？经验表明，若不解决冲突的政治根源，包括占领、自决权和相互安全保障，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加沙重建沦为单边政治设计的工具，它不仅不会带来稳定，反而可能在这片西亚最敏感的区域之一播下新一轮不稳定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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